本帖最后由 白云之乡 于 2021-4-29 16:11 编辑
隶事用典，乃诗词修辞技巧之重要一环，若运用得当，可使诗词韵味丰厚，意蕴深远，高度雅化（故称“典雅”）。对此，诸多诗词典籍都作过阐述。然最近读到的某些杂谈、作品点评、微刊留言等，对诗中用典颇为抵触，甚至认为用典乃诗病。具代表性的说法是：唯有有意境、情怀、灵性的诗，而非靠知识和技巧唬人的诗，才能打动人，才是好诗。持此说者往往举“好用僻典、僻词”的作品为反例，为其立论服务。此说似是而非，在逻辑上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：一是将“意境情怀灵性”与“知识技巧”割裂甚至对立起来，彷佛后者只会＂拆＂前者的＂台＂；二是将“好用僻典、僻词”等同于隶事用典，有意无意地间接否定积累学识、掌握技巧的必要性。这很容易招致别人揣测：持此说者是否想找一块遮羞布，以掩饰其学养不够，因而不会用典、也欣赏不了用典作品的窘态？笔者坚定地认为，丰富学养、提高技巧、增强功力，即便不是出上乘作品的充分条件，也是其必要条件。清朝中叶诗坛领袖沈德潜认为，诗词的艺术质量，说到底，由诗人的襟抱器识和才情功力所决定。 古往今来,那些最具分量且臻艺术巅峰的诗词作品,果真与学识、技巧无关吗？ 李白的《古风五十九首》、《蜀道难》、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等，杜甫的《登高》、《秋兴八首》、《诸将》等，有的使用了大量典故，有的将诗词技巧发挥到极致。这些大篇、名篇所达意境之深广，绝非“床前明月光”、“两个黄鹂鸣翠柳”之类的绝句所能企及。叶嘉莹教授曾断言：“是杜甫才真正从内容意境与艺术技巧两方面发展了七律，将这种体式发展到一个完美成熟的阶段。”叶教授特别分析了《秋兴八首》中的用典，说“凡诗人用典，一定要使这些在其诗歌的感发生命中发生作用才好，杜甫诗中所用的典故真是结合的好妙！”这是“杜甫的诗之所以好，之所以感人”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可见，将内容意境与艺术技巧割裂甚至对立起来的言论，是何等的无知与荒谬！笔者不揣冒昧，恭劝这些一叶障目的人去认真读一下叶教授的《说杜甫诗》一书。 当代诗词名家也不乏通过隶事用典使作品意味隽永的例子，王翼奇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笔者读过王先生的《送少年入都》：“冰天跃马记吾曾，今日扬鞭属祖生。骏足原应空冀北，男儿况是到长城。清声有待鸣雏凤，家法无忘取上乘。我欲因君梦京国，拿云心事一纵横。”诗坛名宿熊东遨先生曾专门为此律写过点评，其中一段特别对诗中用典予以激赏，录此以飨读者：“中两联大佳，不惟属对工，且见用事活。‘骏足原应空冀北’，合教陈同甫哑口无言；‘男儿况是到长城’，会令毛泽东抚掌而笑；‘清声’句李义山贡献些须；‘家法’句吴叔庠亦来应卯(此为送友人吴战垒之子入都作，故用此典)。看他驱遣古今人物，是何等得心应手!”联佳仰仗用典！谁说学识技巧对增进诗词艺术性无所助益？问题在于“活”，在于“得心应手”，即用典须自然、无刻意斧凿之痕；而该不该用典不是题中之义。有说，诗词之最高境界是自然（又称“化境”）。已故诗人、学者郭绍虞对“自然”作过精辟的论述：自然，是通过工力后的自然，这是真正的自然； 若对一些浮面的思想、词句摇笔即来、一挥而就， 这便不是自然。以此推论，学识浅薄、遇“典”便厌者难具什么工力，也就难以攀登诗词最高境界。 僻典能不能用，也要看其用的是否贴切巧妙自然，是否有助于深化思想情致、丰富内涵韵味和提高审美意趣，而不能一概丑诋。实则，僻典在饱学之士眼里并非晦涩深奥，即并非“僻”。读书太少的人不懂、因而不能欣赏有“僻典”的诗作，其责不在作者的渊博，而在读者自身的才疏学浅。这不禁令笔者想起了诗词要大众化的口号。不想提高自己学养却又要在诗词界附庸风雅的人，事实上也在要求诗词大众化，至少要“化”到他们能懂的程度。老诗人童明伦对“诗词大众化”有过入木三分的批驳，如下：“别有一种奇谈怪论，就是高喊诗词大众化、通俗化，必须‘化’到全用口语，人人都解,要使诗词语言和口语完全一致。殊不知言（口语）和文（文章）之间，文和诗之间，有一个语言艺术的提高，表现方式的不同，其区别显而易见。…事实上，任何一门科学技术，任何一门文学体裁，任何一类艺术形式，都不可能做到尽人皆知，全民皆懂。相对论、剩余价值论、形象思维论、声学论、训诂学、交响乐、京剧甚至白话诗，都无法‘化’到那一种程度。”笔者认为，这一批驳非常有力，盖因其有据、有理，而非泛泛空洞、不得要领。欲推翻它，反对者也须拿出有说服力的根据。所以，只有靠提高自身的学力、工力、识力以及思想境界，方能在继承的前提下进行创新，写出、欣赏、品鉴上乘佳作。当然，这正是学诗之难所在。付出未必有回报；然不想付出者必定无回报！笔者当以此自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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